就像法学院正在向法律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作为政策学院的党校体系也应该朝着提供高质量专业政治工作培训的方向接受相应的改革。

[40]藉由评估，行政机关必须在决策前通过科学专家按照结构化的方式进行审慎分析，为监管决策寻求较为充分的事实基础，从而达到通过知识规范裁量的目的。基于这些分析，文章提出修构风险评估法律制度的方案，以期通过制度建设，限制政策、偏好对评估科学性的不当影响，确保更为诚实的评估。

[11]课题组选择3个农村社区(分别为低碘、适碘和高碘地区)在入户问卷调查基础上的采样研究表明，碘摄入量增加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病增加。[64]SeeWendy E. Wagner,The Science Charade in Toxic Risk Regulation, 95 ColumbiaLawReview,1613(1995). [65]William Ruckelshaus,Risk in a Free Society,4 Risk Analysis,157(1984). [66]国外有学者论述过科学与法律的紧张根源。[22]   二、受冷遇的《碘盐风险评估》 碘盐是否致病的争论在科学界无法形成共识，愈加引发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焦虑。  五、调适法律与科学 （一）如何对待服务于监管决策的科学 政策考量、个人偏好可能深刻地影响风险评估，这反应了科学服务于监管决策时面临的挑战：在纯粹科学领域，科学是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家并不回答如何做，而只需回答是什么。[43]而后卫生部制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更是明确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依据本规定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章程独立进行风险评估，保证风险评估结果的科学、客观和公正，任何部门不得干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技术机构承担的风险评估相关工作。

因此，在决定是否采纳某项动物试验结论时，由于缺乏科学共识，判断是高度个人化的，不同科学家的结论可能差异巨大。[13]根据这些研究成果，2001年3月，时任全国人大代表的滕卫平领衔起草了一份议案，建议修改全民食盐加碘政策，此后又多次提出类似的议案。笔者认为，从宪法规定的那些重大的根本性问题出发，纵观三十年来的实施经验，有以下几个重要作用值得大树特树： （一）基本结束了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职务的终身制 从政治体制的设计看，1982年宪法的根本性贡献，是在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基本结束了国家领导人特别是国家最高领导人职务的终身制。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6-167页。实际上，在1980年代初，我们能够制定一部比较符合国情的宪法，并且运行到今天，已属不易。1982年10月14日，也就是宪法通过前两个月，邓小平同国家计委负责人谈经济问题时又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79年春提出：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

[17]这说明，在宪法快要交付全国人大会议审议表决的时候，对于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这一经济制度中的根本性问题，各方面的认识还不成熟。立宪之前，对于国家制度和发展道路它们已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宪法只是根据资产阶级的理论进行制度设计，宪法的讨论实际就是制度设计的技术性争论而已。

胡乔木本人还直接给中央写信，要求取消检察机关。这方面，西方国家的宪法是什么状况姑且不论，但1982年宪法规范的内容，主要是国家宏观权力运行的方方面面，宪法适用的主体也主要是国家机关，宪法中有关公民基本权利的内容，需要由相关的法律、法规进一步规定才能落实，所以，宪法本身并非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器物。而1982年宪法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框架，恰恰昭示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非其他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这一政治理念。1982年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但是，这个机制未能有效运转起来。

[13]邓小平还说，社会主义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人民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这些优点，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有。笔者认为，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1982年宪法结束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是一个改变历史的制度设计。[12]邓小平是如何批驳这种言论的呢？他说，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82年宪法序言的表述是，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邓小平本人是反对将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身上的。[3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5页。

[1]所谓面貌一新，就是要体现一种改革的精神。中国是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皇权世袭、领导职务终身，是封建政治体制的基本特点，即使建国后几十年，我国各级领导人的职务任期上，仍然遗留着封建的因素。

  三、1982年宪法的局限 作为一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宪法，自然也有历史的局限，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局限。在一个具有依靠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讲话、批示为社会确定行为准则传统的国家，实行这一规则制定权的转变，是极为不易的，1982年宪法对此居功甚伟。[27]但是，在起草过程中，对于如何表述党的领导，又产生了很大分歧。[38]而宪法的命运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联系到宪法的制定和修改，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能给人以重要的启示。2、要从国家权力运行的宏观局面而非日常的具体诉讼出发，考察宪法的作用。[1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

[28]王汉斌：《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载《中国人大》2004年第12期。难能可贵的是，宪法这方面的规定得到了很好的实施，甚至得到了超过预期的实施。

但是，1982年宪法制定的时候，中国面临的情况非常特殊。美国宪法史上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确立的违宪查制度就是典型。

1982年宪法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又在改革中不断变化发展，所以，很难像社会关系定型状态下的宪法那样，具有极大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并充分地、长久地发挥各方面的作用。但由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特殊性，使得军委主席有可能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这个观点，也同样适用于1982年宪法的制定。王汉斌的回忆中有两个事例，突出地反映了邓小平对修改宪法所发挥的至关重要的个人影响。[34]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这两位重要政治人物都支持设立宪法委员会，那么今天的宪法监督和宪法实施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除了邓小平和胡耀邦外，胡乔木和彭真在1982年宪法的修改中也都发挥了重要的个人影响。邹奕、许崇德：《现行宪法体现政治体制改革的成果和趋势》，载《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

比如，前述许崇德的论文中有关宪法体现政治体制改革具体成果的论述，又是从局部和阶段性来评价宪法作用的。这里的文明即物质文明，是放在民主之前的。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这个巨变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制定规则主体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又来自1982年宪法的设计。

  摘要:  1982年宪法的重要精神是改革，对今天处理立法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具有重要启示。但宪法是变迁的，在国家机关之外，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国家主席，实际也有了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意味，但由于宪法对国家主席的连任做出了明确限制，所以，即使担任总书记的国家主席成为实际上的带有宪法惯例性质的最高领导人，他的任期也必须受两届的约束。

比如，1992年宪法颁布十周年时，参加1982年宪法制定的项淳一先生提出，宪法是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和行使国家权力的保障，[7]这是从长远性和根本性的问题上来论述宪法作用的。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就说，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宪法修改的具体工作从1980年由胡乔木负责，到1981年由彭真负责，其间讨论的内容，差异相当大，都是因为与如何改革以及改革到什么程度这个重大问题密切相关。所以，从文本上看，宪法有关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缺乏任期的规定，与废除国家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精神对照，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但是，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它应当具备哪些特征和要素，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它的任务和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对这些重大问题，当时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他说：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

今天，回顾和总结1982年宪法的改革精神，大概可以给我们两个重要启示： 一是，在特定情况下，用立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是十分必要的。[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

[16]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十分形象地说明，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阶段，对于经济发展的道路、方向和方法，尚缺乏足够预见性的理论指导，只能在试验试点中总结经验，寻找方法。这一情况使党与广大公民之间的关系，与国家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时常处于难以把握的状态，处理得好，就有利于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处理不好，要么就不利于党的领导，要么就不利于有关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